杭州飞来峰：江南文化宝库的形成

晚唐以后，石窟、摩崖造像活动向长江流域转移，杭州西湖的飞来峰造像成为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窟龛造像群，堪称江南石窟的代表。

飞来峰造像艺术有何特色？如何体现多民族艺术的融合？

飞来峰造像的艺术风格和历史价值

飞来峰造像位于杭州北高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艺术遗址之一。据统计，现存115龛，390余尊造像，其中五代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的“西方三圣”为现存纪年最早的造像。

元代造像为造像群的主体，数量最多，形制巨大，不少题有汉文、梵文经咒和赞语。其中，46尊为藏传佛教风格，62尊为汉式风格，8尊则融合了藏传佛教元素。这些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的造像在江南地区极为罕见。

汉藏多民族艺术的结合

1276年，元廷派西夏人杨琏真迦主持飞来峰造像。相较于同时期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艺术，飞来峰造像已出现汉化倾向。造像造型上与西藏同类造像有所不同，明王、护法神的面部特征趋于平和。

作为六朝古都和汉传佛教净土宗中心的杭州，具有深厚的儒家、佛教文化底蕴。藏传佛教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适应了江南汉族文化，使其更易被当地接受，在中外艺术交流中发挥了博物馆的作用。

尽管第76龛绿度母塑像完全依照藏传佛教造像仪轨制作，却给人以迥然不同的感受，缺少了东印度波罗王朝造像那股韵味。此塑像的形态仿效水月观音，单腿盘起，身体重心落在臀部，艺术匠师细致入微地雕刻出腰部因坐姿而产生的肌肉凸起，让塑像多了几分静谧与中庸，稍显倦态。这件塑像体现了汉地艺术对藏传佛教造像的创造性修改。

伴随着新造像理念的传入江南腹地，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互融合，为宋元之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元代艺术的创新提供了契机。汉、藏、西夏、蒙古等多个民族文化在飞来峰交汇融合，对明清时期的藏传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元代以后，中国再未进行过大规模的官办开窟造像活动，飞来峰“汉梵并用”的元代造像，堪称中国窟龛造像史上的最后光辉。

记者：何以言飞来峰造像是一座中外艺术交流的“博物馆”？

谢继胜：飞来峰造像在藏传佛教艺术史和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年代明确，填补了这一时期藏传佛教造像实物例证的不足，可作为图像学和断代的标尺，为探究藏传佛教图像的演变历史提供了图像佐证。

例如，藏传佛教无量寿佛的胁侍菩萨，后期多为白度母和佛顶尊胜，但飞来峰造像中的胁侍却是绿度母和文殊菩萨，证实了当时佛相无量寿佛的眷属为度母和文殊。这为考察藏传佛教图像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图像例证。

飞来峰山清水秀，景物精巧，往来人物风流，见证了历朝历代各国文人雅士的文化交流，为中外美术史的交流传播奠定了基础。

在两宋时期，外交使节频繁往来，飞来峰摩崖题刻中的“路公弼”就是奉命出使高丽的使臣在途经飞来峰时留于石洞崖壁上的墨宝。

1891年，日本书法家日下部鸣鹤为追寻王羲之的足迹来到浙江，与俞曲园、吴昌硕等大师交往。因共同喜爱飞来峰，他们以书法为纽带，论道交友，研究切磋，留下了一段段翰墨佳话。日下部鸣鹤也在飞来峰留下题记，并积极向日本传播中国书画诗词文化，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飞来峰不仅蕴藏着西夏、蒙古、吐蕃及汉地不同时期不同佛教造像理念的石刻图像，也把中外艺术文化相连。海内外游人到灵隐寺和飞来峰瞻仰游览时，也能感受到充满人文气息的艺术交流历史。

记者：何以称飞来峰为江南文化宝库？

邵群：与北方石窟造像的宏伟厚重、气势磅礴不同，飞来峰造像分布于山崖间、溶洞中，雕刻艺术精美细腻，与江南本土文化、艺术审美、山水园林融为一体，体现了江南特有的韵味。

飞来峰不仅奇石林立、古木成荫、洞穴幽深，更是文人笔下的“西湖第一胜地”、“东南第一名山”。独具一格的平地石山景观和其对园林造山的深远影响，折射出唐代以来兴起的“隐逸文化”和崇尚以石为赏的审美取向。历代文人政要、外交使节络绎不绝地到此“打卡”、题刻留念，使飞来峰成为西湖边绵延千年的“朋友圈”。

与其他石窟寺主要记录佛教造像不同，飞来峰摩崖石刻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现存唐、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摩崖刻石多达三百余件，涵盖隶书、草书、行书和篆书等书法体。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唐朝杭州刺史卢元辅的《游天竺寺》诗刻，距今已有一千两百多年，被誉为西湖摩崖石刻之最。

卢元辅之后，白居易赴任杭州刺史三年（公元822至824年）。他酷爱飞来峰，曾写下《冷泉亭记》。离任之际，白居易依依不舍，留下“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的诗句，足见其对飞来峰秀丽山水的情有独钟。

以苏轼和王安石为代表的后世文人继承了白居易的文脉，于“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中抒发对飞来峰的无限热爱，在“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中传递出坚韧与豪迈，为后人展现了飞来峰的独特风骨。

千年来，无数文人雅士追寻着白居易等人的足迹来到飞来峰，留下诗词墨宝，用文字描绘其灵秀之美和神秘色彩。飞来峰文脉的传承成为其文化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其成为弥足珍贵的江南文化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