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智能电视烙印故障(长虹智能电视烙印故障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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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释放产业优势 长虹蝉联世界品牌500强

中新网12月22日电 日前,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2020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揭晓,43个中国品牌入榜,海尔、长虹、联想等蝉联世界品牌500强。

这一年里,长虹继续夯实B端业务,释放产业优势,强化C端用户体验,并加速海外市场拓展,在逆势中交出较好“答卷”。

B端释放产业优势,价值跃升

近年来,长虹面向物联网推进数字化转型,围绕主业上下游价值链,布局面向企业级用户的B端业务,在冰箱压缩机、大数据存储、轨道交通电源、物联网模块等领域,已诞生近十项中国冠军,甚至世界冠军,产业优势明显,价值跃升。

作为全球冰箱业的“心脏”,加强在技术上的储备与突破。2020年8月,长虹华意推出酷冰双星——NF小型高效商用压缩机和NVT智能变频商用压缩机,涵盖空气动力学流体技术、材料表面热处理技术、电机控制技术、控制驱动技术等前沿科技技术,无论是产品特点,还是产品性能,处于行业领跑地位。资料显示,长虹华意连续十多年保持国内冰箱压缩机行业市场份额第一,连续多年产销居全球行业第一,是博世西门子、伊莱克斯、惠而浦、三星、海尔、美菱等全球知名冰箱企业的主供应商。

长虹在5G的布局,2020年得以释放。从核心部件的成功研发与投产到整机的应用,长虹走在行业前列。2月20日,全球首款5G工业互联网模组在长虹旗下爱联科技顺利下线,年中爱联科技成功研发首款国产小体积5G通信模组——AI-NR11……作为2020年纪念中国人首登珠峰60周年攀登活动官方赞助商的长虹,今年5月,华丰配套5G通讯设备助力5G信号首次覆盖珠峰,同时,通过长虹5G+8K电视将实时画面传向全球,全程助力中国测量登山队队员成功登顶。6月2日,长虹网络科技公司成功中标中国移动政企公司5G企业网关招标项目。这一年,5G在长虹全面开花、结果。

C端提升用户体验,海外高速增长

B端价值跃升,作为面向普通用户的C端业务,长虹也在通过用户体验升级,使价值得以延伸与突破。

2020年,长虹已率先形成5G+8K+AIoT生态体系,批量上市5G+8K+AIoT系列新品。据11月数据显示,在中国8K电视领域,1-11月长虹8K电视销量占比超过80%,成为行业销冠。长虹美菱全球首发十分净系列冰箱,通过净味以及杀菌的技术升级,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健康,同时,美菱于2020年7月全球首发拥有45项独有的研发专利的十分薄系列新品滚筒洗衣机,而在空调产品线,长虹继续发挥AI技术优势,Q5D声纹识别空调,听声识人,风随声动,为用户带来极佳体验。

国内以用户为中心,提升用户体验,海外亦有新的突破。截止11月底,长美国际销售同比增长30%,品牌业务同比增长70%,电视、冰箱、空调三大主营业务均实现同比增长,9月,长虹海外电视产品线单月交货达到百万台新高峰。目前海外正在布局显示器、扫地机器人、电池等多品类业务。

疫情之下,长虹海外电商业务高速发展,全面进入主流电商平台亚马逊、Lazada等,并在欧洲“黑五”、东南亚“双十一”等电商大促活动中不断刷新销售业绩,电商年度销售同比增长3倍以上。

高频跨界联名,提升品牌活力

近年来,很多科技品牌,包括家电品牌越来越多的被打上“传统”烙印,“品牌重塑”成为很多品牌的重要工作,长虹亦如此。

今年是直播与短视频井喷年,长虹率先布局直播。从工厂直播、电商直播等,以直播带货方式,满足用户场景化购物需求,同时,自建中国家电业首个自主短视频及直播平台——长虹草莓台,服务“品牌塑造”。长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长虹草莓台以各类有趣好玩的内容与活动,从公域流量中分蛋糕到在私域流量,并逐渐将蛋糕做大做精,增强用户黏性,强化品牌印记。

依托长虹草莓台,长虹跨界颇多,与年轻用户高频互动。今年以来,长虹与晨光、川航、四川电影学院、钻石世家、小伶玩具、江小白、小龙坎、奈雪等跨界合作,持续打造“美好”CP,拉近与年轻消费群体的距离。

来源:中国新闻网

2.平安银行:发展中不忘初心,风雨中砥砺前行

新华网北京9月29日电(严海)从一家地方性保险公司,成为世界500强29位,中国平安集团用短短30年时间缔造了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商业奇迹,这家集金融保险、银行、投资、科技等业务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的传奇之路却只是刚刚开始,如今才过“而立”之年的平安对未来充满着渴望,在实现更好更强的“金融+科技+生态”的产业之路上继续前行。

作为该集团全金融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平安银行的出生成长,发展壮大不仅是平安集团自身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银行业变迁史,乃至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平安银行的发展与壮大浓缩了数代金融人的奋斗情怀,时代见证了两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金融机构的开疆拓土、风雨兼程。现如今,平安银行借助集团全产业链优势,通过科技赋能、业务转型、服务创新等方式积极响应时代召唤,用不屈的意志生动地诠释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开疆拓土,第一代蓝筹股标识的时代印记

1987年12月2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的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宣告成立。当其时,中国股份制改革拉开大幕,深圳发展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后来也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重要开端。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和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相继开锣;1991年4月3日,深圳发展银行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的商业银行,也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股,股票代码“000001”。

深发展的股票一度成为中国股票市场上的风向标,对老一辈的股民来说,深发展这个名字伴随着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时代烙印。在1996年的那一轮牛市,无数股民心中只有两只股票:深市的深发展,沪市的四川长虹,这不仅唤醒了A股价值投资的懵懂意识,也成为蓝筹股投资在A股市场上的第一声呐喊。

如今仍然活跃在证券市场中的、有“中国股神”称号的投资者林园,就是在1996年的那波行情中,通过重仓深发展获得了4倍以上的收益;当时有个知名股评家叫陈钢,也在电视上天天喊“发展发展再发展”,“我恨不得把自己名字改成陈发展”。

但是,在现实的发展中,深发展的发展历程要曲折得多。

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以及长期经营管理不善,深发展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不良贷款,深发展由此进入了长达7年左右的业绩低迷期。2000年,深发展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多项评价指标中均为倒数第一;在上市银行中,深发展成为不良资产比例最高、拨备计提覆盖最低的双料“冠军”。1997年深发展尚可实现盈利10亿元,到了2002年、2003年则只有2亿~3亿元左右;2004年深发展资本充足率不到3%,不良资产接近144亿元,多项指标触及银监会的警戒线。

从2004年开始,深发展引进美国新桥作为战略投资者,这也成为国内首家外资作为第一大股东的中资股份制商业银行。伴随着战略投资者的成功引入,深发展将国际先进的管理技术与本土经验有效结合,在经营理念、风险管理、财务管理、市场开拓等各个领域为深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各项业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同时解决了长年以来严重困扰其发展的不良贷款巨负。在随后的2006年、2007年,深发展实现净利润均同比大幅增长;2009年,公司实现净利润50.31亿元,相当于2014年的17倍以上。

然而,引入国际资本,也有其无法回避的制约和局限性。美国新桥在深发展的角色定位是财务投资者,而不是长远的战略投资者;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在一定期限后的优先考虑是如何退出,而非持续追加资本金投资。由于受到资本金注入受阻的约束,在2005年到2010年的5年之中,深发展遗憾地错失了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被招行、兴业、民生等银行业后起之秀远远地甩在后面。

进入2010年,在美国新桥入股深发展将近五年之际,深发展的股权结构再次面临调整,而这也成为公司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与变革,开启并引领了公司全新的发展方向。

风雨兼程,在合并中前行铸就的浓墨重彩

2010年6月,新桥投资完成向中国平安转让股份,同步完成了深发展向中国平安集团定向增发股份方案,借此中国平安从外资手中收回深发展的控股权,持有深发展将近30%的股份,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2012年,随着深发展吸收合并原平安银行等一系列动作,中国平安拥有深发展58%的股份,上市公司的证券简称也在2012年8月由“深发展”正式变更为“平安银行”。

事实上,在入主深发展之前,平安集团已经在商业银行领域积累了多年的宝贵经验。

中国平安集团,是一家总部设在深圳,并缔造了传奇的企业。从1988年深圳蛇口的一家地方性保险公司,发展成为中国内地首家综合性金融服务集团,首家混合所有制企业全球500强,首家资产规模破万亿的保险集团;中国平安的飞速发展奇迹,让许多人感觉是个谜。但是在中国平安的创始人兼董事长马明哲看来,平安“快速成长”的神话背后,是新体制与生俱来的生存压力和竞争法则,平安抓住了一次次政策松绑的机会,在改革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用30年的时间走完很多国际同业近百年的道路。而综合金融又是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的一次改革求变的重大挑战。

2003年,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政府机构开始改革并设立了国资委和银监会,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监管的力度。也正是在这一年,平安联手汇丰全资收购福建亚洲银行,并更名为平安银行,中国平安终于有了一家自己的银行,朝综合金融的梦想迈进了一大步。

那时的平安银行,受制于合资银行身份,在开展信贷业务过程中也有所受限,无法达到平安集团的要求。因此在2006年11月,平安集团再次出手收购了深圳市商业银行将近90%的股份,并18个月之后正式更名为平安银行。

深商行的纳入为平安带来一张中资银行牌照,平安对此渴望已久。就在平安银行规模扩大、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来自于深发展的“橄榄枝”顺水推舟地成为双方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一年,平安集团与深发展频频接触,引发各界猜想;2011年,在完成一系列重大资产重组尘埃落定后,中国平安从外资手中收回了深发展的控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而深发展也在吸收合并原平安银行后不久后更名为平安银行。

此时的新平安银行总资产达1.5万亿元,网点410家,已跻身全国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行列,实现了平安集团构建保险、银行和投资三大板块的综合金融平台梦想。这不仅在当时成为一个重大无先例的中国银行业收购整合事件,从长远来看,更成为中国金融业发展史上资本运作的经典案例。

在这背后,是中国平安集团在改革开放浪潮下,始终如一的创新精神,和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创业情怀,与深发展银行历史积淀的碰撞。回顾平安银行的发展之路,历经曲折,却始终秉承着“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创业精神。

砥砺前行,拥抱科技引领金融服务发展方向

2016年,以谢永林为首的新一届平安银行领导班子上任,开启全面战略转型并制定了12字战略方针——“科技引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

早在2006年3月至2013年11月,谢永林就曾先后担任平安银行运营总监、人力资源总监和副行长等职务。也是在这期间,平安银行成功完成了对深发展银行的吸收合并。而在谢永林被任命为平安银行董事长之前两个月,他刚刚升任平安集团副总经理。

2016年平安年报数据显示,不仅对公业务的历史包袱没有得到很好的降解,全行不良仍在进一步走高,不良率达1.74%,为历年峰值。在许多人看来谢永林的回归有种临危受命的意味,但是正是由于他的回归平安银行再次完成蜕变。

从2016开始,平安银行围绕12字方针,持续加强科技研发与应用创新。依托集团核心技术和资源,平安银行持续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赋能业务,不断提升客户体验、丰富金融产品、创新业务模式、完善风控体系、优化运营效率、促进智慧管理。通过吸引大量复合型高端技术人才,平安银行培养了一支拥有6000人的科技队伍,队伍在壮大的同时,人才结构也在持续优化。通过三年的努力,该行科技类知识产权累计专利申请数超过140项,正一步步实现全面数字化转型。

在线上,平安银行不断迭代优化口袋银行APP、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好链等产品的同时,在线下又推出了“轻型化、社区化、智能化、多元化”的零售新门店,通过线上和线下融合的智能OMO服务体系,将客户的口袋银行APP与零售新门店无缝对接,实现多种服务场景的全面融合。目前,平安银行在全国开业零售新门店逾200家。

2019年上半年,平安银行科技投入又在去年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加,IT资本性支出及费用合计同比增长36.9%。有了科技大力支撑使得零售业务转型加速,该行目前全面推动AI Bank建设,零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85.96亿元、同比增长31.7%,在全行营业收入中占比56.9%;零售业务实现净利润108.10亿元、同比增长19.1%,在全行净利润中占比突破新高、达70.2%。平安银行管理零售客户资产(AUM)17550.4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3.9%;零售客户数9019.42万户,较上年末增长7.5%,全行净利润中零售占比已高达67.62%。谢永林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让平安银行零售业务实现近万亿增长,转型成效可谓显著。

而在他 “对公做精”的策略下,平安银行对公业务经历了仔细盘整和结构化的收缩,聚焦到核心地区、核心行业和核心产品上。通过深耕企业价值,留存住贸易融资链中的资金流实现低成本的稳定负债。

科技引领,平安银行持续转型进阶

2019年,恰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面对转型进阶之路,平安银行继续以科技赋能业务,不断拓展新的增长点,拓展更广阔的空间,打造更懂客户的智能零售银行,从科技赋能、业务创新、综合金融等方面实现由量变到质变再到裂变的全新飞跃。

平安银行将在坚持零售转型大的战略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对零售、对公、资金同业发力,分别按照新的“3+2+1”发展策略,实现新的升级。零售业务将发力基础零售、消费金融、私行财富“3大板块”,提升成本管理、风险控制“2大能力”,打造1个“AI Bank”科技平台体系;对公业务将立足行业银行、交易银行、综合金融“3大支柱”,着力服务战略客户、小微客户“2大客群”,并坚守1条资产质量“生命线”;资金业务将主攻新交易、新资管、新同业“3大战场”,做强销售、交易“2大能力”,背靠1个智能量化交易管理系统。

随着平安银行在集团中“个金后勤部”“团金发动机”等新定位的不断做实,将构建起强大的渠道能力、产品能力,把C端、B端客户服务打造成为自己的“主战场”,深化与集团之间的协同能力形成“化学反应”甚至“核反应”。

平安银行表示,接下来仍将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大政方针和经济金融政策,不断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持续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定推进银行战略转型,持续大力支持小微企业,积极防控金融风险,持续大力开展金融扶贫和绿色信贷,在集团的带领下以坚韧不拔的决心促进企业发展,用百折不挠的斗志面对一切挑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贡献注入“平安力量”为中国梦增添“平安色彩”。

3.“网事”如虹——记中国互联网产业崛起之路

2000年,创业初期的马云在湖畔花园召开员工会议。 (资料图片)

在2018年“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上,大屏幕显示“双11”全天成交额(11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2000年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戴着红色围巾的企鹅形象与日后无异。(资料图片)

2017年10月31日,腾讯公司旗下“微信支付HK”团队在香港发布最新支付功能。王 玺 摄(新华社发)

编者按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20多年不平凡的发展路程。其间有高歌猛进,也有急弯险滩。时至今日,互联网已全面而深入地影响着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20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产业迅速崛起,通过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和模式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互联网发展之路。

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进程高度重合。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拥抱互联网,是中国自信开放的选择;互联网也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

1987年9月,北京市计算机技术应用研究所成功地发出首封电子邮件,内容为“越过长城,走向世界”;1994年4月,中国安装首条64K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至此,中国正式迈入互联网时代。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首份《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1997年10月,我国网民数量为62万人,网站数量4066个,国际线路总容量25.408Mbps。21年后,2018年第42次统计报告中,这3个数字已变成了8.02亿、544万个和8826302Mbps——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几何级增速。

网民规模、宽带网民数、国家顶级域名注册数这三项常常用来描述一个国家互联网发展规模与水平的数据,中国三项数据均名列世界第一,至今已保持整整10年。而网络购物、智能手机出货量和移动支付笔数,这些新的世界第一,则表明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快速起飞,孕育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网易、新浪、搜狐等一系列世界级企业;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陈天桥、丁磊、张朝阳、王兴……互联网创业家们同样成为耳熟能详的“明星”。而描述这场巨变的维度还有很多。其中,有一个维度格外鲜明,那就是互联网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超乎想象的改变。

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原首席科学家钱华林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他和美国同行开会,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请对方写电子邮件尽量简短,“那时候互联网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收发电子邮件,按字节收费,一封4K到5K的信就要30多元。”而对于河北省石家庄市65岁的普通退休职工王丽娜来说,今年十一假期,她在网上花213元买了两条新围巾;看点评网站的评价试了一家新餐馆;用手机地图导航带全家去郊游,还在微信群里和战友们开了一次“远程茶话会”……

沧桑巨变,肇始于1994年。那一年,中国正式开启了互联网时代。从那时起,中国互联网产业走过了从艰难萌生到泡沫破灭,再到凤凰涅槃辉煌崛起的发展之路。

星星之火

1995年4月,24岁的宁波青年丁磊与宁波电信局“不辞而别”,他在CFIDO(Internet普及之前流行的另一个通讯网络)广州新月站的网友们“怂恿”下,买了张火车票奔赴广州。那时,丁磊的一个网友在深圳,是当时国内最“土豪”的CFIDO四线站台Ponysoft的站长,一个在传呼公司润迅上班的年轻人,名叫马化腾。

同年同月,在杭州,一家只有3名员工的小公司也成立了——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是31岁的杭州英语教师马云。这家公司的主打产品叫“中国黄页”,企业花2万元,就可以在互联网上建一个自己的网页,其中包括3000个文字和一张照片。为了推销互联网,马云在自己的一套说辞前一次次加上子虚乌有的“比尔·盖茨曾经说过……”

而在那一年的10月31日,31岁的张朝阳从美国飞到首都机场,这是他回国创业的第一天。日后再次回忆起那个时刻,张朝阳说:“就觉得北京特别冷,还下着雪。”

这些后来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标志性人物,为何不约而同地纷纷在1995年亮相?这显然与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息息相关。尽管1987年9月,北京市计算机技术应用研究所已经成功地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随后诸如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也先后接入网络,但那时互联网服务的对象只是极少数科研人员。而从1994年开始,一切变得不一样了。当年5月,中国第一套网页“中国之窗”和首个BBS站(讨论版)曙光BBS开通;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三金工程”有关问题的通知》(金桥、金关、金卡)下发,互联网开始渐渐为普通人所知所用。到了1996年5月17日,中国第一家网吧“卡萨布兰卡电子咖啡屋”在深圳蛇口开门营业。

星星之火,燃了起来。

互联网最先改变的是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一篇名叫《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帖子是这种变化的生动写照。1997年10月,福州球迷“老榕”和儿子“小榕”奔赴大连观看世界杯预选赛,但中国队以2比3负于卡塔尔,第六次无缘世界杯。“老榕”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真挚动人的帖子发在四通利方BBS的体育沙龙版上,48小时内被阅读了2万多次。2周以后,“老榕”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自己的帖文,这也是传统媒体第一次转发来自网友的文章。那时候四通利方BBS体育沙龙版的版主叫陈彤,正在北京理工大学读研,后来成为了四通利方的第一个编辑,一年后,这家公司改名新浪。陈彤说:“这个帖子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对信息传播的巨大效率,这对新浪之后推出资讯服务有决定性的作用。”新浪、搜狐、网易……一直到本世纪初,这些被称为“门户网站”的扛鼎大站,都长得颇为相似——首页充满新闻,有个包罗万象的BBS,并且将各种网站分门别类整理成目录——一种新的信息提供方式诞生了。

互联网也不断改变着人们联系和交往的方式。一开始是电子邮件。1998年3月,网易正式运行163.net,它是国内第一个全中文界面的电子邮件系统。连丁磊自己也没有想到,每天新注册的用户数高达2000人,在半年时间里就积累了30万用户,通过将这套电子邮件系统售卖给其他网站,只有8个员工的网易到年底赚到了400万元利润。

之后则是即时通讯工具的兴起。1999年2月,腾讯的OICQ上线。“说来你可能不信,我刚玩OICQ的时候,到了夜里两三点,所有在线人数竟然不到100人,当时还不叫QQ,标志是只瘦企鹅,也不围围巾。”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络工程师岳小龙回忆说,1999年他还是中国林业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其实QQ当时和一个英文软件ICQ非常像,但ICQ不支持中文输入,收不到离线信息,而且其服务器在外网,QQ则放了一个节点在教育网,我和同学们很快就都转向了QQ。”那时的大学生是最方便接触互联网的人群,通过为他们提供服务,在模仿的基础上优化功能和体验,腾讯在一年时间里获得了500万用户。

从获得资讯到创新互动方式,直到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颠覆式变化,年轻一代网民对鼠标点开的新世界产生了意料之外的依赖,网民规模由此飞速增长。1996年冬天,在北京中关村,张树新的瀛海威曾竖起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块牌子一度受到交管部门问询:“这条路到底在哪儿?”仅仅4年后,便已有890万网民“走”在这条路上。

那时也是国际互联网第一个热火朝天的“黄金时代”。1995年浏览器公司网景上市当天,股价从28美元一飞冲天至75美元,被视为有史以来股票首日上市交易的“最佳表现”。《华尔街日报》甚至颇为感慨地写道:“达到27亿美元市值,通用花了43年,网景花了1分钟。”资本市场对这些五花八门的“.com”公司着了迷。到1999年,华尔街457个IPO中,大部分是科技股,其中117家公司在上市当天股价翻倍。

这些公司大把花钱,信奉“变大优先”,一路狂奔。2000年1月举行的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超级碗”,有17家网络公司赞助,30秒广告的价格超过200万美元。如今早已湮没无名的iWon.com在一场电视竞赛中,送出了头奖1000万美元。

在中国,故事也以相似的方式发生。1999年7月,中华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第一只海外上市的股票。2000年寒假,当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大三学生的孙毅,奋战在北京五道口电影院楼上一间破烂的办公室里,隔壁就是清华大学。“我那时课余时间给一个现在早就找不着了的网站作策划。他们都想争夺大学生,今天送玫瑰花,明天送可乐,后天送鸡腿,比着‘烧钱’。现在想想特别不可思议,好多几十万元预算的活动就是几个学生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那可是2000年的几十万元啊……”当所有人都在做着一场名叫“未来”的美梦时,浑然不觉危机悄然而至。

2000年3月10日,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达到了史上最高的5048.62点,在一年中翻倍。但接下来,纳指一路狂泻,到3月15日已跌至4580点。到2002年10月9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至1114.11点,缩水近80%。“互联网泡沫”破裂了。

然而,在资本退出和融资扩张的巨大压力下,国内三大门户网站上市已经“箭在弦上”。2000年4月,新浪率先在纳斯达克上市,7月则轮到网易和搜狐。时任新浪CEO王志东说得相当坦白:“其实那时候我也知道泡沫正在破灭,但怎么能不上市呢?硬着头皮也要上。”

对于孙毅来讲,那个春天只是让她失去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但对于中国互联网产业来说,却面对着更加严酷的生死存亡。新浪跌破发行价,搜狐从13美元跌到第二年10月份的0.8美元,网易连续9个月股价在1美元以下,市值蒸发90%。

“短短一年内,中国互联网就从狂热到骤冷,从热捧到抨击,从掌声到唾骂,从得意到失意,走完了两个极端间的全部历程。”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说。

归根结底,这种变化在于“.com”公司们没有真正创造出可以安身立命的商业模式。在当时,网络广告在整个广告行业份额不足,消费互联网尚在孕育之中,向网民收费提供服务又缺乏好的突破口,互联网行业的盈利模式极度匮乏。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救星”,是黑白手机屏幕上滚动的一条条短信和电话响起后的音乐铃声。2000年11月,中国移动推出了一项新的增值业务“移动梦网”,包括网上发短信、天气预报、短信答题、短信图片、铃声下载……一系列增值服务均由合作伙伴提供,费用从用户的手机话费中扣除,收入则由中国移动和内容提供商二八分成。靠这些一分一毛攒起来的收入,中国第一批网站活了下来。

2001年6月,腾讯第一次实现单月盈亏平衡,到年底,1000万元的利润几乎全部来自移动梦网。网易则在2002年第二季度成为中国第一家盈利的门户网站。

搜狐CEO张朝阳将移动梦网比喻成“救命稻草”,他说:“硅谷还一地狼藉,但靠着点对点的短信、游戏和铃声,看起来似乎不像互联网的东西,网站终于获得了收入。那时候在搜狐,无线增值服务的收入占整体收入的60%。”

记者旁白:“世界是平的”,这句话经常被用来描述全球的互联网产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意味着从诞生开始,它在模式、资本等一系列维度上都体现出全球化的鲜明烙印,中国互联网企业们所经历的这一场“互联网狂欢”,也正是这句话的写照。

但与此同时,腾讯在模仿ICQ推出OICQ之后不断的功能优化与迭代,已开始体现出以用户体验为先的“互联网思维”,而移动梦网在中国的成功也远远超过其所效法的日本运营商。这说明,中国互联网用户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特点——热爱社交和互动。这种特点不仅体现在无线增值业务,盛大在2001年上线了第一款代理游戏《热血传奇》,陈天桥的选择同样源于“它和当时国外流行的网络游戏不同,操作非常简单,却设置了丰富的玩家间交流和互动的功能”。艰难与喜悦之间,互联网企业开始体会到用户的独特之处,并最终为中国互联网产业涂抹上鲜明色彩。

大风起兮

2003年,“非典”爆发。从当年5月7日到19日的12天里,全球的客户致电阿里巴巴客服,惊讶地发现接起电话的,有时是声音苍老的老人,有时是稚嫩的孩子,他们说:“你好,这里是阿里巴巴。”

“因为有员工疑似感染被送进了医院,其他人都要回家隔离12天,这些接电话的就是他们的家人。但除此之外,客户并没有发现公司有什么异常。5月7日当天,我们的中文站还更新了12500多条商机,破了纪录。在传统行业,这是不可想象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回忆说。

阿里巴巴能把工作场所迅速地从公司“无缝”转移到员工家中,正是凭借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几年中翻天覆地的变化——宽带来了。1999年初,全国拨号上网用户占全体网民的80.9%,到了2003年年中,这个数字下降到66%,2005年宽带上网用户首次超过拨号上网用户。“2005年是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拐点。宽带大大降低了上网成本,由此带来用户规模迅速增长,语言差异和本土化需求催生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垂直应用,而更快的网速也让实现这些应用成为可能。”曾任视频网站优酷CEO的古永锵说。

2005年年中,中国网民数量突破1亿人,2008年年中,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人,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上网已不仅仅是“赶时髦”,互联网开始深度介入用户的生活、工作和娱乐。

对于中国互联网产业来说,此前“互联网泡沫”破裂带来的凛冽寒冬还让人心有余悸,“怎么赚钱”成了互联网企业拼命思考的问题,但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答案却令人惊讶——从“收费”到“免费”。

消费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最为响亮的主旋律。2003年5月份,淘宝网上线,随后以“免费开店”为主题的广告出现在北京地铁一号线上。但在易趣,每卖出一件商品,平台要抽成1元。到了年底,淘宝实现交易额3400万元。再加上易趣、卓越、当当……那一年网络购物的交易额达到了7.9亿元,增速高达116.2%,而那时只有11.7%的网民选择网络购物作为自己经常使用的网络服务。到了2008年,已有4600万网民有了网购体验,全网交易额达到1281.8亿元。

变化不仅仅停留在数字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电子商务集中在图书音像品类,原因很简单,图书音像产品都是单价不高的标准品,消费者容易跨过心理障碍在线上下单。那时,卓越网以销售十几万套《大话西游》VCD“一战成名”,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更是书商出身。但是,到了2008年,服饰、手机、化妆品、家居日用、户外运动则占据了网购热销品类前5强,电子商务真正开始服务人们日常消费的方方面面。

在“免费开店”的大旗之下,网店店主开始成为新的热门职业。“反正不要钱,不如试试看。”2006年,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24岁的青年农民孙寒,在淘宝上挂出了一批移动充值卡,两小时卖出30多张,“感觉这好像是门生意”。2007年,他在网上开起了自己的家具店,销售板式家具,没想到,这成了小镇新的支柱产业。“过去镇上的农民除了种田,就只有出去打工,但后来全镇都开网店卖家具,大大小小的店开了几千家。”孙寒说。来自淘宝网的数据显示,2008年,有57万人通过在平台上开店实现了就业。

电子商务一飞冲天,引来国际巨头对中国市场的关注。2003年6月,eBay宣布以1.5亿美元收购易趣网66.6%的股份,加上之前3000万美元购得的易趣网33.3%股份,易趣成为了eBay中国站。2004年8月份,亚马逊则以7500万美元收购了卓越网。

但“赚钱王”的桂冠还是要戴在网络游戏头上。那时网络游戏的主流商业模式是售卖点卡,玩家根据游戏时长消耗点数,只有付费才能玩游戏。当时仅有100名员工的盛大在2003年的收入达到6.33亿元,净利润2.73亿元,仅《热血传奇》每天就为盛大带来100万元收入。

这样一个日进斗金的好买卖,却突然要“免费”了。2005年11月,盛大先后宣布旗下三款主打游戏《梦幻国度》《热血传奇》《传奇世界》“终生免费”,随后在2006年4月,以营销“脑白金”闻名的史玉柱同样宣布,其巨人网络首款自主研发的游戏《征途》也将“终生免费”。

从电子商务到网络游戏,“免费”其实意味着另外一条后来被中国互联网产业各个细分领域所千百次效法的模式——“羊毛出在猪身上”。最基本的免费服务带来人气,人气带来流量,流量总能够找到方法变现。

而在淘宝的玩法里,众多免费的网店提供着海量的商品,这些商品又吸引来海量的用户,将广告展示给他们就有了价值,广告当然要收费。此外,主打精准营销的淘买家、类似竞价排名的淘宝直通车和提供包括免费图片上传服务等在内的淘宝旺铺……一系列增值服务也在为淘宝带来滚滚利润。

盛大和巨人的免费策略带来了大量玩家,但想在他们中“脱颖而出”则需要购买游戏道具或者打造装备。和以时长计费的点卡相比,这样的方式让“人民币玩家”的消费几乎不存在极限。

商业模式的变化,显然是对用户心理更为精准的把握,这同样体现在对低线市场的开拓上。网吧的流行让县城和农村青年也有机会把时间花在网络上,《征途》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他们的诉求和信息获得渠道。史玉柱曾相当直白地表示:“我知道欧美和韩国流行的游戏都是3D游戏,但缺少电脑使用经验的用户,看3D容易头晕,所以《征途》一定要做成2D的。”他甚至给销售人员出主意,让他们去敲开那些乡村小店的门,跟店主商量能不能一个月花几十块钱把《征途》的小广告贴在门上。

赚钱、赚钱、赚钱!百度以竞价排名从中小企业吸金;腾讯以QQ秀、QQ会员、QQ空间等一系列围绕QQ产生的增值服务“打下一片天”……和三大门户网站上市前只能在招股说明书上大肆夸耀浏览量和用户数不同,此时走向纳斯达克和纽交所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多半都有了能自圆其说的商业模式。也正因此,资本市场为中国互联网第二波上市潮,准备了一个又一个惊喜。

携程首先敲开了上市的大门。在沉寂了两年半后,2003年12月份,携程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排头兵”,登陆纳斯达克,发行价18美元,首日收盘价33.94美元,涨幅88.56%,创造了纳斯达克3年以来股票上市首日的“最佳表现”。2005年8月份,百度挂牌,首日从27美元的发行价直接上跳到收盘价122.54美元,354%的涨幅直接创下美国股市5年来的发行首日涨幅纪录。2007年11月份,阿里巴巴在港交所上市,公开发售部分获得56.62万份申请,一手中签率仅有6%,上市首日收于39.5港元,和发行价13.5港元相比大涨192%,成为港股史上首日涨幅之最……

但令人尴尬的是,海外投资者在描述这些中国互联网“新贵”时,“中国的+美国知名网站”成了一种约定俗成:“中国的谷歌”,这是百度;“中国的Facebook”,这是校内网;“中国的Youtube”,这是优酷和土豆。在海外投资者看来,互联网在硅谷的每一点风吹草动,都被迅速复刻到了大洋彼岸,依靠巨大的市场,加上合理的本地化,多半都走得通,但中国公司的创新力却屡受质疑。

果真如此吗?淘宝和eBay,百度和谷歌,QQ和MSN,他们在中国市场近乎惨烈的捉对厮杀中,外来客都输了。这其中,QQ和MSN的一战特别具有象征意义。

比如,那个手握5位数QQ号的网络工程师岳小龙。“2004年左右,我和同事们就很少用QQ了,当时大家觉得,QQ是学生用的东西,简洁的MSN‘小绿人’看起来更商务和洋气。有一阵子,包括我们的客户在内,大家都不好意思在名片上印QQ号。”的确,那一年MSN在商务领域的占有率过半,达到53%,新增用户中有95%都来自QQ。但3年之后,岳小龙的名片印上了QQ号。“就是因为两个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功能,MSN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一个是文件断点续传,一个是群组,实在没法用下去了。”另一点被众多用户吐槽的是MSN“神慢”的响应速度,MSN在国内运行的9年时间里,居然一直没有客服电话,哪怕遇到盗号等需要迅速解决的问题,也只能靠写邮件来申诉,一两周得不到回复的情况屡见不鲜。

MSN之败,败于“跟不上节奏”,在产品、开发、运营、推广上傲慢、混乱、迟钝。MSN之败也充分说明,在硝烟弥漫的中国互联网市场,用户已经开始变得成熟而挑剔,模式创新可以争取用户,却无法留住用户,只有不断适应用户需求,创新功能,提升体验,快速响应,才能真正在高地上插上胜利的旗帜。

记者旁白:2005年初冬,校内网创始人王兴去见著名投资机构红杉资本的合伙人沈南鹏,他临时在出租车上写了一张纸的商业计划书,结果还丢了。2007年深秋,史玉柱穿着白色运动服走进纽交所,成了史上不穿正装上市敲钟“第一人”。单看这些段子,仿佛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和硅谷天才们一样漫不经心、特立独行。但事实并非如此,阿里巴巴的直销团队最喜欢硬面皮包,里面装合同可以不弄皱,外面还可以用来对付客户厂房门口的看门狗。为了推广自己的网络实名服务3721,“红衣教主”周鸿祎一天辗转三四个县城请代理商吃饭。无数苦活累活才积攒起有效的商业逻辑,堆积起一个个能直击“痛点”的产品。

但在另一方面,巨大的野心和欲望也带来一系列“击穿底线”的行为,从恶意扣费到游戏沉迷,从强迫安装流氓软件到搜索引擎上竞价排名……在野蛮生长中,互联网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监管层的视野,新模式新业态如何健康成长,也成为整个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食指 拇指

10年前你的哪个手指和互联网接触最多,现在呢?大部分人会回答,10年前是点击鼠标的右手食指,现在则是在手机触摸屏上划来划去的右手拇指。

这一变化源于2009年1月7日。在那一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了3张3G牌照。

但当时,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移动互联网将带来颠覆性变化,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视频通话、手机电视等仅仅体现“网速快”的领域。马化腾是率先醒觉的一个。他在2009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未来手机上网人数不但会翻倍,更重要的是场景会更加丰富,生活碎片时间也能用来使用网络,这种变化一定会改变人们的生活。”

2009年初,我国手机网民仅有1.17亿人。2013年底,手机网民数已突破5亿人。2012年6月,手机网民数量全面超过台式电脑网民,手机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同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市场。

手机互联网用户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如何争?2011年8月,北京798艺术中心,雷军带来了颇为“刺激”的视频短片,片子里,包括时任金山网络CEO傅盛,多玩网总裁李学凌,乐淘网CEO毕胜等人一起高呼:“我们要小米!”——小米来了。

小米带来了“互联网手机”这个新词,随后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跨界手机”纷纷登场,阿里巴巴和天语合作推出大黄蜂和小黄蜂、百度和长虹合作的百度云手机、盛大的竹书手机……尽管如今的市场上它们已经不见踪影,但和言必称“生态”的小米一样,互联网巨头们的心思相当“赤裸”——以手机作为抢占移动互联网入口的工具,通过预装应用,将更多用户聚拢到自己的平台上。

“春江水暖鸭先知”。互联网的内容生产者们首先感受到了变化。知名网络作家蝴蝶蓝表示,在他创作网络小说的初期,尽管平台有各种反盗版机制,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盗文网站依然会把整章内容拷贝成图片挂在网上。但当大家使用手机读书时,会发现看盗文很不方便,下载图片还费流量。”

市场研究机构易观则在其《中国移动阅读产业研究报告2013》中写道:“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小额支付相比电脑端阅读更加便利,用户付费习惯逐渐建立起来。”

备受盗版困扰的内容产业终于在手机端看到了“曙光”。和网络文学一样,数字音乐服务商们也有了推行正版的“底气”。“中国台湾的‘金曲奖’要搞一个论坛,请我参加,我不敢去,因为不知道去了说什么,说盗版吗?但后来我敢去了,因为数字音乐终于走上了一条健康的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副总裁吴伟林说起这些事感慨万千。在正版化的推动下,2013年中国网络音乐市场收入规模达到74.1亿元,同比增长高达63.2%。

但对普通人来说,手机让消费决策真正找到了线上线下联动的契机。

在手机上网普及之前,互联网与消费联系最紧密的始终是网络购物,快速成熟的消费互联网让千百万中小企业能够直接触达消费者。2013年“双11”,天猫和淘宝在24小时卖出350亿元,全国当年网络交易额达到1.85万亿元,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网络购物第一大国。但是,线上和线下并没有真正打通,餐饮、家政、美容美发等众多本地生活服务类企业“触网”无门,难以通过没有边界的互联网进行推广或进一步完成交易;而线下零售业更是因为沦为“试衣间”,被抢去大把生意,和线上网购“剑拔弩张”。

移动互联网成为突破的“支点”,率先“现身”的是团购网站。2010年3月4日,美团上线了第一个团购产品:梵雅葡萄酒品尝套餐。用户支付50元,就可以到现场体验两种干红、一种干白和一种冰酒,79名用户在那一天率先“尝鲜”。借此,本地服务商家“杀”进线上。此后,3月14日窝窝团上线,3月15日F团上线,3月16日拉手网上线……尽管实物团购同样是团购网站重要的内容,但交易体量始终和电商巨头们不在一个数量级,真正让消费者记住的还是那些烤鱼、西餐、洗车和美甲体验的团购券。到2011年8月,市场上的团购类网站多达5058家,被形象地称为“千团大战”。

来得容易去得快。伴随着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退款难、体验差等诸多问题,团购热潮“昙花一现”。但今天再回头审视“千团大战”,它依然为后来O2O和移动支付快速推广提供了土壤。一方面,团购将线上检索和购买与线下消费结合起来,让网站们第一次开始“亲密接触”线下商家,了解它们的痛点;另外一方面,为了适应团购需求,线下商家也在硬件和系统上实现了初步数字化。

用户从电脑端向手机端大迁徙,也在改变着从业者的选择。在开发者端,借由苹果应用商店、谷歌应用商店和国内分发平台渠道,口碑效应让开发者可以更容易地触达用户,再加上便利的支付体系,让小公司也可以借“爆款”应用“一夜成名”。

“那时候我觉得移动互联网一定会给开发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抓住这个机会。那时,我每天在百度上搜,看什么关键字用户搜的最多。还到处翻各种应用商店的榜单,看用户到底喜欢什么,团队前前后后做过100多个应用尝试。”杨永智说。

借由移动互联网,开发者们也开辟出新战场。杨永智的团队作出了海豚浏览器,并和触宝输入法、GO桌面及猎豹安全卫士等“小伙伴”一起,长期占据欧美各国移动应用商店工具类下载榜单的前几名。

“一方面,中国开发者们非常重视快速响应和用户体验,这是中国互联网市场在久经考验后形成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在商业模式上中国开发者可以熟练地在获得流量之后让流量变现,这种单点突破的思维模式是美国和欧洲公司不具备的。”投资机构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童士豪说。

对于在传统互联网时代纵横捭阖的大公司们来讲,移动互联网的风潮也引发了他们的焦虑,如何通过“明星产品”建立自己在移动端的话语权是最直接的考虑。2010年底,腾讯广州研发部总经理张小龙带着原本研发QQ邮箱的同事们挤在一间10人大小的会议室里折腾一个新的手机聊天软件,借由免费的语音留言功能和朋友圈,这个应用在上线433天后用户从0增长到了1亿,微信从此成为腾讯手中最强力的“超级入口”。此时,支付宝无线事业部的产品经理孟超峰则忙着改造阿里巴巴公司内部食堂和自动售货机,让员工可以扫一个看起来稀奇古怪的二维码就能买水结账,这份移动支付解决方案最终成为支付宝通向线下的核心功能。

记者旁白:2010年“逼迫”用户在360产品和QQ之间“二选一”的“3Q大战”直到今天还让人记忆犹新。2011年底,因管理员明文储存用户密码导致600万用户邮箱账号密码被泄露,则让人们对互联网公司的疑虑达到高峰——对于互联网公司们来说,用户到底算什么?是否仅仅是用来说服资本的筹码,或是停留在财报上的光鲜数字?互联网公司在应对竞争时,究竟该如何考量用户权益?随着互联网公司掌握越来越多用户核心隐私信息,亿万普通网民在要求行业自律的同时,更需要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来填补“空白”。

未来已来

现在,无数普通人在菜市场扫码支付,扫脸过安检,通过微信挂号看病,生活方式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研究机构“瞭望智库”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13年到2017年,中国的科技创新带来了民众“获得感”的持续提升,科技领域“获得感”得分5年间增长72%。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重构了传统行业的业务流程,帮助传统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从新零售到工业互联网再到公共服务,因网而生的新经济,正在成为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名片。

回头来看,移动支付无疑是连接线上线下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2014年初,当时还叫滴滴打车的滴滴与快的之间的“补贴大战”则是绕不开的标志性事件。在80天的时间里,背靠腾讯和阿里巴巴两棵大树,两家网约车企业“烧”掉了将近30亿元。“第一批发放的补贴有一个多亿,签单的时候手都一直在抖。”滴滴出行CEO程维对大战的“残酷”记忆犹新,因为融资来的钱是美元,换成人民币需要时间,他还曾翻着手机通讯录借钱:“哪怕10万元都要借,打了二三十个电话凑钱,一个晚上借了10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补贴大战”也成为推动用户尝试移动支付的支点。在那个春天,微信支付通过“滴滴打车”每日能完成400余万笔交易,成了主流移动支付工具,支付宝每天手机支付超过2500万笔,支付打车费用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腾讯和阿里巴巴合演了移动支付最好的一部广告片。”雷军如此评价。

从2014年到2017年,我国移动支付业务笔数由45.24亿笔增至375亿笔,交易金额也从22.59万亿元急速攀升至202万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表示:“我国移动支付的普及程度以及便利度,均已超过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移动支付第一大国。”

对于互联网公司们来说,广泛地涉足线下,来自于他们对互联网“下半场”的判断。首先提出“下半场”概念的王兴表示:“互联网公司需要证明自己所积累的核心竞争力,能够持续地为消费者、为客户创造价值,也能够为投资人带来价值。”从互联网经济本身来看,网民增速趋缓,“人口红利”正在消退。从2013年6月到2018年6月,互联网普及率由44.1%缓慢攀升至57.7%,增加了13.6%,但在上一个五年,这个数字却是25%,这意味着互联网经济必须从把握“增量”转向挖掘“存量”,以技术和服务创新,在传统领域中寻找新的增长机会。

政策利好也在不断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加码”。2015年,“互联网+”现身《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新经济”也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互联网+”、双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战略规划成为我国努力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的重要举措。2016年11月,《网络安全法》出台,2018年9月,《电子商务法》颁布。“从战略规划到法律法规,顶层设计为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业态指明方向,也在不断平衡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李勇坚表示。

重要的推动力还来自技术“风口”的不断涌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这“四大金刚”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启幕。“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产业生态体系快速形成,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取得突破,都让我国有能力把握这一轮科技革命的窗口机遇期,以创新驱动发展新经济。”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室所长鲁春丛说。拿人工智能来说,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达到4.6284万件和1.7477万件,授权量同比增长34.9%。

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也表示,中国仅仅花了两年时间就在人工智能方面奇迹般地崛起,在应用方面,中国实际上已走到美国前面。当今在电脑视觉、语音识别和无人机方面最有价值的人工智能企业都是中国公司。

“融合”与“赋能”由此呼啸而至。得益于移动支付的普及和成熟发达的消费互联网,零售业和本地服务业成为“排头兵”。

在零售业,小商小贩们也感受着支付方式变化带来的快捷便利。在北京丰台区马家堡地铁站附近开了10年菜摊的安徽大叔胡玉平告诉记者,如今超过9成以上的顾客都会用手机支付。“一天收到的现金不到100元,一个月也不用去银行换零钱。手机付账也安全,再也不用担心收到假币了。”

大商家则从新零售中汲取着更多“智慧”。百丽国际新零售运营中心负责人李文卓告诉记者,今年百丽在线下零售店陈列的每款鞋子的鞋底上做了智能芯片,可以采集被顾客试穿的时间。“1月份,有一款新鞋试穿率一直排名第一,但转化率只有3%,试的人多买的人少,说明这款鞋子样子漂亮,但不舒服。我们对它进行了鞋楦型的修改,3月份重新推出后销售量增加了5倍。”

深度融合甚至还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在居然之家北京金源店,卖场大屏上展示着被称为“装修试衣间”的产品,包括天通苑、炫特区、远洋山水等北京100个新小区的居民装修前就可以通过这个产品直接“打扮”自己的新家,查看效果。“2018年‘双11’之前,居然之家完成了对27个城市、41家门店的数字化改造。”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说。

在以餐饮为代表的本地服务业,线上线下的打通同样经历着从效率到效能的改变。截至今年6月份,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3.64亿,今年第二季度外卖单季交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增长不仅来自线下餐饮商家的广泛参与,还在于借助智能配送体系,市场主流外卖平台物流配送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借由自己“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优势,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外卖巨头,还在探索自己在生鲜、药品等诸多本地服务上的新布局。

在消费之外,制造业也在随网而变。在珠峰脚下的西藏定日县扎西宗乡巴松村,24岁的藏族小伙子次仁格旦和父亲一起经营着一家叫牛头旅馆的家庭旅馆,旅馆前台挂着充满藏族元素的T恤衫,“我把拍的照片在微信上发给上海的设计师,请他们设计,再把设计稿发给网上找到的一家位于江苏太仓的服装厂生产,生产好的T恤衫再快递给我。虽然我和设计师、服装厂一直没见过面,但我们都成了朋友”。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通过互联网,他们的制造资源被充分地利用起来。而对于大企业来说,工业互联网经历着从数字化到网络化再到智能化的发展过程,互联网对制造业的帮助不再仅仅停留在精准营销上。“比如我们在云平台上设置一个参数,机器温度150摄氏度算正常,152摄氏度就是异常,一旦发现异常,实时采集的信息就会被直接推送到负责人的手机上,这样人和机器就联系在了一起。”工业互联网服务商深圳华龙讯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小昂说。

人工智能甚至还在完成过去人做不到的事。“在轮胎生产中,混炼胶始终是个难题,不同胶源产地、加工厂、批次等数千个复杂因子相亲相斥,每个变化都会影响橡胶块质量。”老牌橡胶企业中策橡胶副总经理张利民感受到新的力量,“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工业大脑能在短时间内处理分析每一块橡胶的出身,匹配最优的合成方案。半年内,混炼胶的平均合格率就提升了3%至5%。”

互联网还在改造公共服务,让智慧城市更加名副其实,也让“最多跑一次”成了政府对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承诺。“广州市行政审批服务效率比承诺时限平均提速60%以上;青岛设立‘一窗式’企业业务联合办理,平均办理时限为1.39天,提速82.6%;福州网上审批和项目全程代办按时办结率达100%,最快办件时间3分4秒。”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拿出了一个个数字,“‘互联网+政务’正在成为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

不过,无论新技术、新模式还是新业态,百花齐放、“换道超车”的中国新经济仍要谨防“虚火”和“泡沫”。

资本的冲动与狂热已经在共享经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016年1月的某一天,ofo小黄车的创始人兼CEO戴威和联合创始人张巳丁趴在北京国贸三期外面的栏杆上,在手机搜索“金沙江创投 Allen”,才能确认刚刚和他们谈话的就是著名投资人朱啸虎,然后激动地冲回去接受了对方1000万元的A轮融资。这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只是资本冲动的开始,随后包括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甚至共享篮球和共享马扎,“共享大军”更像是停留在PPT和新闻稿里博眼球的噱头,一拥而上又一哄而散,资本“闭着眼睛”进入这个领域,浪费的不仅是真金白银,还有本来就有限的公共资源。尽管上述故事还没有走到结局,但哪怕是最成熟的共享单车领域,摩拜被美团点评收购,ofo仍在是否要“低价卖身”的选择中挣扎,在城市各个角落堆积成山的“僵尸单车”们无声地诉说着:线上线下的融合必须真实地面对消费者的“痛点”,资本支撑的野蛮生长在“闯出新天地”的美好梦想之外,更有“突然死亡”的可能。

同样面对一道道崭新考题的还有监管。包容审慎的监管曾经保护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创新热情。“也就是‘先发展,后规范’。比如网约车的政策框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于2016年,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出台的。《电子商务法》也是在电子商务产业相当成熟后才出台的。”李勇坚说,随着线上对线下诸领域的深层次介入,如何考虑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化解网络风险,保护公众利益,同样是政企之间良性互动的根本。“监管部门需要准确把握行业的动向,根据行业发展,及时建立起科学弹性的政策评估框架,也要学会采用先进技术参与监管,比如以大数据来支撑监管决策。”

记者旁白:线上线下融合的高歌猛进,让来自中国的技术与模式创新向发展中国家辐射,也在带动发达国家市场的发展与创新。在马来西亚,杭州通过大数据实现的特种车辆优先调度方案被吉隆坡引入,测试显示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间缩短了48.9%;在日本,手机游戏《荒野行动》甚至在没有日文版的情况下,就以简体中文版高居苹果应用商店下载前列;在印度,最大的移动电子钱包Paytm,背后是来自蚂蚁金服的技术支撑……来自中国的创新能量开始服务全球。

结 语

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其意义不仅在于讲述着一个个传奇,塑造出一个个明星企业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从Copy To China(中国模仿)到Kaobei From China(效法中国)的过程中,其展现出技术强大的推动力,彰显出把握消费者痛点所能获得的巨大回报,以及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所激发出的蓬勃生命力。

回眸中国互联网20多年发展之路,再向前看,我们坚信,未来已来,未来还将更加精彩。(记者 陈 静)

4.一万八的苹果iPad Pro,怎么就成了“期货”?

智东西(公众号:zhidxcom)

作者 | 云鹏

编辑 | 心缘

2020年,手机屏进入“高刷”时代,刷新率从60Hz一路飙升至165Hz。而在平板和电视屏这块,关键词似乎只有一个,就是Mini LED。

据说在一些专业设计师的眼里,屏幕划分很简单:苹果的,不是苹果的。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苹果产品在图像显示方面的地位。

这不,Mini LED这件事,又让苹果玩了个大的。2021年4月21日凌晨,苹果新款iPad Pro祭出了目前“地表最强”的一块量产Mini LED屏。

10000颗“小灯珠”、2500个背光分区、对比度100万:1、峰值亮度1600nit,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块LCD屏幕(液晶显示屏)。

2019年苹果发布了Pro Display XDR显示器,其凭借576个局部调光分区和自研的时序控制器芯片,几乎吊打了市面上所有同类显示器。两年之后,苹果用事实证明,“只有我能打败我自己”。

苹果Pro Display XDR显示器(左)

在苹果做这件事之前,LCD比肩OLED屏幕显示效果,还是不太敢想的。

Mini LED,成为了给LCD屏“续命”的良药,似乎也成为了国内屏幕产业玩家换道追赶中国台湾、韩国对手的契机。不过扒开苹果iPad Pro的屏幕供应链,台湾晶元、隆达、台表科,韩国LGD这些名字还是占据了主导,鹏鼎控股显得有些孤单。

2021年会成为Mini LED商用“元年”已经是业内共识,在Mini LED放量前夜,有必要深度了解下这“香饽饽”技术背后的门道,在Mini LED概念火爆的背后,究竟谁会是最大赢家,又有哪些国内玩家,已经箭在弦上,几欲赶上?

售价最高一万八千元的iPad Pro,又为何要等到7月才能提货?

一、Mini LED只是垫脚石,“终极显示”还有多远?

说起Mini LED,这还真不是苹果一拍脑门儿想出来的主意,他的小算盘,从六年前就开始打了。

2014年,苹果收购了LuxVue Technology,在当时,这家公司并不是很出名,大家只知道他们是一家研究面向消费电子产品的低功耗LED屏幕技术的公司。

当苹果行动之后,所有人都知道苹果要在屏幕上“下血本”,动真格的了。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Micro LED技术的概念开始引起了行业的广泛关注。

要注意,不是Mini LED,而是Micro LED。

传统LCD屏幕要想发光,需要靠LED背光模组来“点亮”,是一种“被动式”的,而OLED屏幕则是主动式发光,对“光的控制”就可以更加灵活,色彩表现也更好;并且LCD屏幕由于背光始终存在,无法做到“纯黑”,因此在对比度上也要逊色许多。

这时,如果把LCD屏幕的背光分区变得非常多,不就可以做到类似OLED屏幕的效果,实现独立控制的“主动式”发光?

比如在上面这张图里,左右两块屏幕,同样要显示一个“圆”,传统LCD屏幕通常是侧入式背光,只能整体点亮;而左边的Mini LED屏幕由于背光分区极多,就可以独立控制,只需要开启显示画面区域的背光即可。

Micro LED的原理就是将背光的LED灯珠做到非常庞大的数量级,LED芯片要做到30μm的级别,约等于头发丝的直径,从而实现媲美OLED的“精准控光”,达到更好显示效果的同时,兼顾LCD固有的低成本、长寿命优点。

各类显示技术的基本特性,数据来源:LEDinside

当然,想要实现是非常难的,有多难呢?苹果在收购LuxVue之后,在五年内投入了将近20亿美元。三星、LGD、友达等厂商在2014年之后也纷纷加大Micro LED技术的投入,而其他涉及该领域的初创公司的融资金额已经超过8亿美元。

但至今,仍然没有一款采用了Micro LED屏幕的大众消费电子产品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价值五六百万美元的Micro LED展示产品陈列在展馆中。

索尼Crystal LED系统,采用Micro LED屏幕,顶配售价580万美元

因此,行业开始探索是否有一种“折中方案”,可以称为迈向Micro LED之路上的“垫脚石”。2017年初,Mini LED技术开始逐渐走到台前。

虽然Mini LED仍然是被动式发光,但是背光分区却增加了数百倍,LED灯珠数量也从传统LCD屏幕的“几十颗”增加到“成千上万颗”,灯珠尺寸做到了100-300μm左右。

苹果新款iPad Pro的背光分区示意图

简单来说,Mini LED可以在亮度、色彩方面实现接近甚至超越OLED的显示效果,但成本却可以更低,功耗相比传统LCD也有明显优势。

并且Mini LED没有OLED固有的烙印(长时间显示固定画面后屏幕会有残影)和寿命问题,更适合平板、电脑等生产力产品,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可以说,Mini LED填补了LCD进化到Micro LED之前的空白。

二、Mini LED就是“灯超多”的LCD吗?

传统的LCD屏幕一般采用侧光式设计,将LED灯珠置于屏幕边缘,水平方向打光,光线通过导光板通过屏幕,从而点亮屏幕。

而Mini LED一般是采用直下式设计,大量LED灯珠密集排布在面板底部,向上垂直打光,通过高密度排布,实现更小范围内的区域调光,从而让面板的亮度更加均匀,不会因为光源的远近有明显的明暗变化。

某类Mini LED背光模组生产流程

并且由于光源更多,Mini LED也可以实现相比传统LCD更高的色彩对比度和更高的峰值亮度。由于不需要导光板来导光,Mini LED面板的厚度也随之变薄,让最终产品的轻薄性有了更好的保障。

可以控制的背光分区变多, 也就意味着屏幕可以有更多区域在不需要的时候“休息”,从而节省功耗。并且得益于无机发光二极管自身稳定、低电阻的特性,Mini LED屏幕的寿命要比OLED屏幕更长。

Mini LED与传统LED背光模组对比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目前Mini LED芯片组装基本都会采用“倒装芯片”结构。这是因为倒装芯片无需“打线”,适合超小空间密集排布灯珠的需求。

芯片正装(左)和倒装(右)示意图

三、技术路径是成熟了,但技术骨头依然难啃

Mini LED相比传统LCD屏幕有着如此明显的优势,甚至在显示效果上直逼OLED屏幕,那为何炒了这么多年概念才终于有少量产品落地呢?

其实,做屏幕一直就是成本和显示效果的博弈,厂商也是要在两者之间取一个平衡点,在一定成本限制下,如何实现最优的显示效果?

目前看来,Mini LED技术链条上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一个是做出好的LED芯片,一个是把LED芯片封装好,而这两个环节从技术路径上来说已经成熟,也就是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了。

但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尤其是在生产工艺上,还有许多难关需要攻克。

一片用于制作LED芯片的晶圆

比如,芯片倒装工艺虽然可以带来诸多优势,但倒装工艺的把控同样极为重要,如何在微米级的尺寸下,保证焊接面的平整度?以及电极结构的设计、易焊接性以及封装宽容度等等都是Mini LED生产工艺的设计难点。

Mini LED要求LED芯片能在较宽排列间距的情况下实现较小的混光距离,进而降低整机的厚度。因此如何实现芯片的出光调控,以及后期使用过程中如何保证出光的一致性都是非常关键的。

不同LED芯片工艺特性对比

另外,还需要保证LED芯片的亮度集中性、小电流下的亮度一致性、一致的电容性等。特别是红光芯片,在制作倒装工艺过程中需要进行衬底转移,这项操作较为复杂,其转移技术、生产良率控制及使用过程中的可靠性都是各家厂商不断优化的重点。

在封装端,大家都知道IMD(矩阵式集成封装)、COB(板上芯片封装)、COG(玻璃上芯片封装)等新技术的理想封装效果更好。但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从左至右:SMD封装、“四合一”IMD封装、COB 封装

比如COB这种性能非常领先的方案,功率更低、散热更好、分辨率色彩更好,同时屏幕封装尺寸也没有限制,但实际上,由于良率较低,至今都鲜有采用COB方案的产品面世。

COB封装工艺部分流程

由于上述这些极为“苛刻”的要求,Mini LED目前的生产和检测的作业效率普遍较低,如果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单一终端产品出现“百K级”以上芯片需求时,效率的限制就会更加明显,如何与终端厂商配合,提高生产效率,也是行业当前攻克的重点。

苹果这次新推出的iPad Pro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供应链早就传出消息,该产品预计4月就会量产,5月出货。但事实是,苹果也玩起了“期货”,4月下单,7月到货,此中原因业内人士多判断为良率低于预期导致产能不足。

供应链把控力强如苹果,目前也难以保证大规模Mini LED产品的出货,其技术难度,可见一斑。

根据供应链信息来看,苹果新款iPad Pro,其Mini LED屏幕仅背光模组成本就超过了100美元。什么概念?一块iPhone 12 Pro的AMOLED屏幕成本约为70美元,A14芯片成本则在40美元左右。

也就是说,现在一块平板的Mini LED屏幕成本要超过苹果顶级iPhone 12 Pro的屏幕、芯片成本的总和。Mini LED技术工艺成熟、良率提升、成本下降,仍然是所有厂商努力的方向。

四、台韩霸占苹果供应链,国内玩家你追我赶

说到这次的苹果iPad Pro,其实大家对于苹果Mini LED新品背后的产业链兴趣更浓。从中国台湾晶元光电、隆达电子、台湾表面科技到LGD,苹果Mini LED供应链几乎被台韩显示巨头全部收入囊中。

中国台湾隆达电子

根据苹果分析师郭明祺分析,目前苹果iPad Pro生产中最难的一环就是SMT(表面贴装技术),形象来说,就是“把LED芯片粘在PCB电路板上”。

目前这个工作由台湾表面科技完成,据称台表科的SMT进入门槛是目前Mini LED产业链中最高的。

而出现第二个能够对抗台表科的供应商,最快也要等到2023年,也就是两年后。

传统SMT工艺流程(非苹果SMT工艺)

中国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条一直比较完整,从Mini LED技术来看,其上游LED芯片有晶电、荣达;中游封装、模组有亿光、隆达;驱动IC方面有聚积等。

大陆这边,也有不少玩家在加速追赶。LED芯片厂商三安光电、华灿光电、乾照光电在Mini RGB芯片、背光应用的Mini蓝光芯片等领域已经实现了量产。

三安光电现在已经成为了三星Mini LED电视的重要供应商之一,前不久三星刚刚发布的Neo QLED电视就采用了三安光电的LED芯片。

三星使用了Mini LED技术的8K电视

国内面板巨头TCL华星也与三安半导体合作,成立联合实验室,双方共投入超过3亿资金,共同研发Mini LED、Micro LED相关技术以及量产工艺。

群创去年发布的国内首款可卷曲Mini LED显示器用到的Mini RGB LED芯片就由华灿光电独家供应。

在中游LED封装端,国星光电成为国内首家Mini LED封装企业,他们在Mini LED和Micro LED技术上都有一定的储备,而瑞丰光电在Mini LED背光显示模组、柔性曲面Mini LED封装显示技术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鸿利智汇的Mini LED背光和直显客户已覆盖京东方、TCL华星;聚飞光电也成为TCL华星142英寸IGZO玻璃基主动式Mini LED显示屏直显产品的供应商。

TCL华星142英寸IGZO玻璃基主动式Mini LED显示屏

可以说,Mini LED产业链条并不缺少中国厂商的身影。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核心LED芯片技术、高端Mini LED封装技术方面,国内玩家仍然是追赶的姿态,距离中国台湾、韩国在该领域的头部企业仍然有一定差距。

并且目前国内Mini LED技术的推进也逐渐放缓,从“热炒概念”到逐渐冷静,在提升良率、大规模量产方面,最后的攻坚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适当放慢脚步,避免步子拉太大,其实对国内企业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五、三年Mini LED芯片达“千亿颗”级,巨头纷纷押宝

从2019年12月微星推出首款Mini LED笔记本电脑概念产品,到2021年年初,三星、LG、TCL、康佳、创维、长虹纷纷推出Mini LED电视产品,再到苹果新款iPad Pro开售,2021年,无疑将成为Mini LED技术正式商用的元年。

由于OLED屏幕固有的烙印和寿命问题,Mini LED技术将会成为近几年生产力设备的首选。苹果后续会在MacBook系列产品上采用Mini LED屏幕,郭明祺认为Mini LED会在苹果生产力产品线中保持长期关键策略性地位。

有分析师预计,苹果Mini LED产品的出货量将在2021年、2022年分别增长约300%和225%。而苹果的积极布局也将会逼迫竞争对手推出类似产品,目前,华为、三星、LG等厂商都在积极布局Mini LED产品。

根据法国市场研究公司Yole预测,2019年全球Mini LED终端设备数量约324万台,2023年可达到8070万台,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90%。

市场规模方面,美国市场研究公司Arizton预估,2024年全球Mini LED市场将达到23.22亿美元。

在这些数据背后,是Mini LED单品价值的提升和Mini LED芯片出货量的暴涨做支撑。

生产线机器上数量众多的LED芯片

就以我们平时常见的大尺寸电视为例,传统LED背光模组单台价值在100元左右,而搭载Mini LED背光技术的模组价值则在2000元以上,价值直接呈指数级增长。

而在LED芯片消耗方面,传统侧入式背光的LED电视,只需要50-100颗左右的LED芯片,而直下式Mini LED背光电视则需要20000颗以上的LED芯片。

部分Mini LED背光电视产品概览,资料来源:LEDinside

Yole预计到2023年,全球Mini LED芯片需求有望达到千亿颗量级。

结语:Mini LED新战场,中国厂商能否换道超车?

采用传统LED背光的LCD屏幕市场渗透率已经接近顶点,从2017年开始,在iPhone X的推动下, OLED屏幕就开始在小尺寸屏幕市场中对LCD面板形成显著冲击,而Mini LED的火热无疑会给中大尺寸LCD赛道带来新的看点。

在OLED市场的高速增长中,韩国三星、LG等厂商成为了最大赢家,多年形成的技术壁垒在短期内也难以打破。

国内厂商一直以来在传统LCD产业中有着比较深厚积累,产业链也较为完整,以传统LCD技术为基础延伸升级的Mini LED,对于国内玩家来说是新的契机。当然,工艺、良率等挑战也实打实的摆在面前。

作为Mini LED尝鲜者、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商的苹果,将Mini LED推向前台,Mini LED市场,也从酝酿逐渐转向爆发前夜。

近几年,中国厂商在LCD领域快速追赶并实现超越,而能否抓住Mini LED技术机遇,则显得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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