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共计12卷，于1998年5月完成全部稿件，并由山东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出版社的编辑用心打磨，使这套书呈现出精美庄重的质感。他们根据我当年为丛书撰写的序言中所描述的时代背景，为其设计了寓意深刻的封面：画面中，灰暗的天空下，波涛汹涌的大海如同黑夜般深邃，狂风巨浪中，成群的海燕勇敢地迎风飞翔。而在海天相接的远处，黑暗中隐隐透出一丝微光。这幅画面象征着饱经忧患的中国必将在艰难困苦中获得新生。

几十年过去了，那幅震撼人心的封面画面，依然深深地印刻在丛书所有作者的脑海中。对于许多作者来说，参与这次写作意味着他们学术生涯迈出了第一步，为他们留下了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他们用自己的笔触，拥抱了一个充满艰难困苦，同时又告别黑暗、追求光明的伟大时代。

我们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时，正值世纪之交。我们即将告别充满苦难的20世纪，迎来充满生机与希望的21世纪。我们有机会回望中国文学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心中感慨万千，百感交集。作为这套丛书的发起者和规划者，我当时感到，已经过去和即将过去的这百年间，每年都有值得记录的事件发生和消逝，每年都值得专门用一本书来书写。一百年要写一百本书，工程实在太过浩大！与其如此，不如借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年进行深入描述，以点带面，用这一年来概括整个时代。在写作方式上，我们也不拘泥于传统的形式，而是选择了一些有意义、有趣味的事情、人物、刊物、会议甚至是出版物来进行记录——我们称之为“大文学”或“大学术”的，总之是那些具有重要意义且值得被书写的事件。思路确定后，我们便开始行动了。

我们的工作在无意间传递了一个信息：文学史的写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一种模式。我们的工作也释放了一种能量：文学创作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无意间为读者留下了 一片独特、新颖且广阔的思考空间。丛书出版后，有一年我在福州遇到一位年轻学者，他向我表达了感谢。他说，他的博士论文正是受到了这套丛书的启发。我感到欣慰，因为我们的工作有了追随者，这意味着它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这套丛书影响深远，并得以继续出版发行。2017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推出了新版；2023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一次印刷发行（再版后的丛书由于一些原因存在两种缺憾，令人深感遗憾）。学术著作能够再版已属不易，而像我们这样的大型学术著作能够多次再版，更是十分罕见。我们深感幸运。

这套丛书是北大中文系“批评家周末”的学术成果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维护和坚守北京大学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传统，北大中文系创办了“批评家周末”，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学术活动，比如《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编撰工作。我们排除外界干扰，专注于学术研究。除了日常的教学和写作，我们放弃了周末与家人朋友的聚会，相聚在燕园。我们在爬满绿荫和紫藤的北大五院（最初还有一间位于畅春新园的房间），畅所欲言，探讨天下文事，评点人间万象，各抒己见，激烈争辩，追求真理，最终形成文字。这套多达十几卷的著作，先是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接手，无论是原版还是新版，都多次印刷。出版界的同仁们排除万难，倾力相助，他们的精神令人感动！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学术界同仁的热情回应。

非常感谢我的中文系同事洪子诚先生和钱理群先生，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付出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宝贵支持，他们的热情参与也提升了丛书的学术价值。 孟繁华先生除了个人创作，还承担了许多组织协调工作，他的辛劳付出功不可没。

至于我本人，被大家推举撰写丛书的第一本《1898：百年忧患》。这本书的内容涉及中国近代史，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我知道学生们的用意，他们希望我在写作和研究方面能够起到带头作用。我的专业是中国当代文学，为了完成这本书，我将研究的时间段提前了整整一百年。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北大图书馆旧刊阅览室昏黄的灯光和静谧的书香氛围中，我几乎独自一人，在《清议报》泛黄的书页间，寻找一百年前先辈们的呼吸和声音。

一开始，我的耳边就回响着丘逢甲先生那充满悲伤的诗句：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丘逢甲先生是台湾苗栗县人，伟大的诗人和爱国者。这首《春愁》写于1896年，诗中所说的“去年”指的是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这一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为了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我放下了当时所有的繁杂事务，带着黄遵宪先生的《人境庐诗草》，在海南岛的海浪声中，深情回望过去的一百年。从黄遵宪先生的探索中，也从丘逢甲先生的诗句中，我看到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百年来的辛酸和苦难。我在《清议报》的字里行间，听到了近代先贤们的呼唤和梦想。我几乎是在沉重的思考中，满含热泪写下了《1898：百年忧患》的每一个字。

百年来的忧患和强国新民的梦想，从此成为我求学和治学的永恒主题。